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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我们有能力不让经济增速跌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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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图/视觉中国

经历了一季度的“绿芽式”复苏,在季节性因素消除和外部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数据从4月开始又逐步回归常态。当前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增速究竟将在什么水平上保持稳定是健康的?如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胀和财政可持续性是否是需要考量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出席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十年庆典期间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些思考》的演讲。

11月16日,央行发布的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19年第三季度以来,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困难挑战增多,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面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多次公开呼吁,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要、最突出的问题。近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明确表示,中国经济要守住增速不低于“6”的底线。

在余永定看来,当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仍然充分,尽管近期由于猪肉等价格的扰动而导致通胀小幅攀升,但未来压力可控且核心通胀仍稳步下行,因此在强调调结构、追求高质量增长的同时,我们的政策决策应是争取一个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如何守住“6”这一底线?在余永定看来,必须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当前企业盈利环境的缺失是民营企业不愿意投资最直接的原因,政府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让民企可以跟上来。这时如果政府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就能够产生一种挤入效应,民营企业就会被带动起来。”

今年初,余永定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时就提及,“一定的经济增速也是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的基础。”他认为,为了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国仍应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地方政府应该主要通过发债而非从银行借钱的方式进行基建融资。

长期因素不能用来解释近期经济表现

余永定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主要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增速步入“新常态”,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追求质量转变;第二个特点是近十年来通胀非常低。最高时是2011年6月的5.7%,在那之后开始持续下跌,基本是2%左右。另外,自2012年3月起,中国的PPI连续54个月负增长。

新京报: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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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形势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除了曾在三个季度中有微小反弹外,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在往下走,今年第三季度增速同比已经降到6%——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低水平——虽然由于猪肉价格的上涨,最近几个月CPI明显上涨,但核心通货膨胀率依然很低。从工业生产表现看,我们的PPI最近连续几个月进入了负增长区间。

就短期因素而言,余永定认为,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出现下降,一定程度上拖累了GDP增速。同时,将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分解,分为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其中基建投资的降幅最大。

投资增长的贡献急剧减少,是导致我们GDP增长急剧下降的主要直接原因。对中国来讲,投资增长速度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基础设施投资下降、制造业投资长期看是逐渐下降的、房地产投资结构存在问题。其中,房地产投资受调控的影响,曾经出现过低增长、负增长,2016年之后投资比较稳定成了经济支撑。现在,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是高于其他国家的,希望减少房地产投资占GDP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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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在看待中国经济增速下跌这一短期问题时,经常用许多长期因素、慢变量来解释,比如人口老龄化、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环境治理要牺牲经济增长的代价、边际效用递减等。但在我看来,长期因素会通过许多中间环节影响近期经济表现,但长期因素不能用来解释近期经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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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我们隐含地假定了我们在研究一个短期问题。在研究宏观经济管理问题时,用那些在数十年中发挥作用的长期变量和慢变量来解释以季度为时间单位的变化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例如,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储蓄率肯定会逐渐下降,中国的投资率也将会逐渐下降。但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最近几年中的逐季变动,是无法用人口老龄化来解释的。

在这一背景下,怎么看现在的经济形势?

6%的经济增速应是底线

余永定提及,现在有一种观点是:由于那些长期的因素,比如老龄化、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等,这代表潜在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因此经济增长目标应该依据对潜在增速判断来制定。如果潜在增速是5%,那么经济增长目标也应该是5%。

新京报:在之前你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为何现在观点转向强调经济增速?

但问题在于,就全球范围而言,潜在经济增速的计算都是不可靠的。余永定认为,比如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往往存在一种顺周期倾向,即经济增速下降了,计算潜在经济增速也会下降。

余永定:从90年代到现在,我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观点。在经济增速达到10%、9%、8%的时候,我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性改革。但2015年开始,我的一些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认为经济形势变了——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同结构改革、降杠杆等相比,维护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成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有人说基础设施投资饱和,没有什么可投的,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长期处于城镇化过程,基础设施投资在促进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起到很大促进的作用。实际上,不光是硬的基础设施,还有软的基础设施可以投资。另一方面,强调结构调整是对的,但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到现在这种程度,结构改革和调整,不应导致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经济增速高一些,结构改革可能更容易些。反之,单纯强调结构改革,以为结构改革做好了,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持续的增长是错误的。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是长期问题,短期内没办法解决,或者代价过高。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假设潜在经济增速就是5%或6%。”余永定说,”我觉得假设不知道潜在增速是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决策应该是什么?”

新京报:在你看来,GDP增速该不该破“6”?

他称,“我认为在你可以相信不会导致通胀恶化,同时有充分的政策空间的情况下,争取一个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这是我们过去常常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事实证明是比较成功的”。

余永定:增速不能再低于6%应是中国经济要守住的底线。所谓底线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守住它,应该作为一个政策目标,下定决心守住这个点,不能再让它往下走了。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要、最突出的问题。

数据显示,中国5月CPI同比增长2.7%,预期2.7%,前值2.5%;PPI同比增长0.6%,预期0.6%,前值0.9%。其中,CPI有所攀升、PPI环比和同比涨幅略有回落,但核心CPI保持平稳,通胀整体表现温和,机构普遍认为这为货币政策预留了较大的操作空间。

第一,GDP的持续下跌形成的预期会导致投资、消费的减少,而总需求减少会导致GDP的进一步下跌,进而形成恶性循环。第二,GDP和GDP增速是几乎所有经济、金融指标的分母,分母的减少会导致所有指标的恶化。去杠杆把分子减了,分母减的更多,杠杆率不降反升。第三,目前看,种种迹象表明,就业问题依然严峻,既有结构也有总量问题。第四,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必然会影响经济结构调整。比如上世纪90年代国家进行国企改革,关闭僵尸企业就要解决企业工人再就业问题、社保问题。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这些改革就比较容易推进。否则改革就难于推进。最后一点,外部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这就需要中国有一个建立在国内需求基础上的较强劲的经济增长去对冲不利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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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可以说一直是跌跌撞撞的,但始终保持了较高的速度。审视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增长是硬道理”。如果中国目前已经陷入严重通货膨胀、如果我们财政状况很糟糕,我们就只能接受目前这样的增长速度,或者放弃保6%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现在尽管猪肉价格推动了CPI的增长,但核心通胀率依然很低,PPI已经连续数月负增长。尽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企业债务都值得关注,但考虑到中国的高储蓄率、中国政府控制的巨额资产,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我们还有相当的政策空间。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降到上个季度的6%。我们不仅不应该而且有能力不让经济增长速度再跌破6%。

在余永定看来,之所以要维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速,一是因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很多问题都不容易解决,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一定的增速也是结构改革的基础;二是因为如今中国面临外部不确定性,这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潜在影响,而为了部分抵消这种影响,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可以采取的。

应该强调的是,使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绝不意味着我们不要进行结构改革、结构调整。相反,两者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结构调整过程中把握好“度”,不能做得太过分。比如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时要避免一刀切、要实事求是、要循序渐进。一下子把大批工厂都关闭了,中国经济能承受得了吗?

在余永定看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

既不要低估也不要高估地方债务的严重性

他此前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就官方数据而言,2017年底,中国中央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达36.2%。考虑到或有债务,上述占比可能更高。但比起世界上其它多数国家,中国公共财政情况仍然十分健康,且并非所有地方政府债务都是坏债。因此,中国政府仍然有一定的空间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果要保持经济增速平稳健康,在贸易顺差逐渐减少甚至可能由正转负、私人投资踌躇不前的情况下,可行的方法可以是加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可以不拘泥于3%的赤字目标。

新京报:很多人主张慎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个理由是担心政府债务问题,你怎么看待目前政府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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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首先,确确实实不要低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也不要过高估计地方债务的严重性,更不要因为地方债严重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降下来,就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这个制约,另一方面要注意防止过高估计隐性债务的数量。当年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政府的或然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高达74%-106%。事后证明,中国当时的政府债务并非像世界银行估计的那么严重。

中国公共债务/GDP之比仍较低。来源: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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